杏彩体育登录_如何在L型经济时代奠定强国基石

　　【摘要】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步入了“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L型，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倒L型，处于爬坡升级的关键时期，这充分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体制都需要进行“基因再造”，来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首先，中国应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将产业升级立足于投入要素的结构调整，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时转变国家战略。其次，在改革开放的2.0时代，应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创新为引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再次，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激发社会活力，强化制度结构竞争力，奠定强国基石，使中国全面夯实商事变革基础，向改革开放2.0版本挺进。

　　党的以来，在以习同志为总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党明宗旨、立信仰、树榜样，提高执行力，释放生产力，提升社会能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当前，中国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三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中国人常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比喻中国历史的变革规律。适逢十三五开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步入了“新常态”。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呈现L型，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倒L型，处于爬坡升级、“羽化为蝶”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沿着老路子已经不可能持续释放生产力，需要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文化体制进行“基因再造”，把中国的各项事业推到一个新的以服务引领发展的历史阶段。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全球经济、国际和世界科学几乎同时进入新的周期，即经济进入第五经济长波、进入第六霸权周期、科学进入第七发展高峰。新科技已经跨过门槛，对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伦理结构进行着颠覆性再造；世界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以往传统认知的经济规律正在失效，商事方兴未艾。六大资本同时发力，支撑起新的综合发展框架:生产性资本增加了有形资本积累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促进经济自由化;国际资本大量吸收国际要素流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人力资本重在提高教育的潜在效益，保障公平的教育机会，使穷人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谋取福祉；自然资本维系着绿色发展，以合理应用与保护自然为出发点，以自然承载和环境容量为阈值，以生态平衡为杠杆，将财富的生成定格在不以牺牲自然赤字为代价的基础上，通过绿色财富积聚，保持可持续发展；知识资本不断提供社会生产进步的可能性；数据资本作为重要的新兴生产要素，不断地重组产业结构。需要强调的是，这六类资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提升、整合发力的关系。基于这六大资本的发展，现今国家的能力建设建立在经济、科技、军事、货币、地缘、外交、制度和文化八个维度上，而且这八个维度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要素，新的增长动力开始出现，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产业升级的立足点在于对投入要素的结构调整。国外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巨大消耗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当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陷入瓶颈，首先会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资本效率、技术产出等指标的变坏上，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5～1970年和1980～1985年之间出现了这种情况。自此，日、韩政府加快了节能减排的步伐，使资源要素流向了节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功地迈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初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避免，投入要素的变坏趋势也会逐渐显现。中国应当借鉴日、韩经验，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为投入要素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变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位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性，这些经济特性最终都会体现在投入要素及其流动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30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正面案例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负面案例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其主导产业从重工业逐步升级为电子、电器机械、高端制造、汽车、家电、精密仪器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过程体现在投入要素的变化上。就劳动力要素来讲，这种变化表现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1970年，日本人口的抚养比例达到战后最低的30%左右，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价格出现明显变化，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就资本要素来讲，资本产出效率开始降低。1970年之后，日本引致投资的可持续性受到明显冲击，一方面是成本压力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的边际贡献率持续下降，这就导致资本产出效率持续降低；就技术要素来讲，科技后发优势逐步丧失，被视为科技进步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70年之后明显下降，从5.6%降到了2%以下。针对这种投入要素的变化，日本政府加快了节能减排的步伐，使资源要素从铝、生铁、粗钢部门流向了电子和高端制造方面的节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最终的结果是1974～1983年间日本的一次性能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50%，而实际GNP增长了47%。至此，日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次工业浪潮方兴未艾。第三次工业的标志是再生性能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以3D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技术的革新，这场工业是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所带来的产业化催生出的科技变革。如前两次工业一样，这场工业将会带来工业、产业和社会的重大改变。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随着全球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环境恶化的到来，前两次工业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组织、人类生活的变化，使追求节能低碳、减少资源浪费、产品趋向个性化定制等需求成为了全球社会的应然命题，与此同时，新能源、机器人、互联网、新材料、新生产经营方式成为了制造业的实然主题。由科技革新带来的主导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路径的探索、确立和扩散的演化过程正在催生出新的工业——第三次工业。目前，在全球10个主要技术领域每年的新增专利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而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在新兴技术领域也依旧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其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又一次产业，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其自身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占据第三次工业化进程的制高点。因此，在基于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国家竞争中，国家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高端挤压”和“低端挤出”的竞争格局，如果国家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转变，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中国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1.0版起始于国内尚未工业化、国际制造业全球化加速的时期。中国以货物贸易为抓手，迅速开放国内制造业市场，以模仿为主，以规模经济为手段，推进经济增长，完成从农业经济为主导向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第一次转型，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构建外向型经济体制，围绕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一系列鼓励和扶持出口型工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国际上面临着服务业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国应立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完成从工业化转向服务化的二次转型，积极打造更有效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面开放服务业市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锻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对外、对内开放的体制机制，主动成为国际规则的改革者、塑造者、主导者。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化萌动待发。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2001～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在大多数年份以高于GDP和货物贸易的速度增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GDP增速只有2.5%，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仅为0.8%。服务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占比突破了30%，中国和印度已跻身全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行列，服务贸易成为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聚焦点。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服务贸易不仅是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也开始成为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聚焦点。中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的依赖性也在明显增强。中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升至13%左右，但中国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为20.6%，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2.3%；中国货物贸易额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10%，而服务贸易额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仅为6.2%；中国人均服务贸易额为228美元，是美国的12%、德国的6%、日本的16%。

　　经济服务化将是改革开放2.0版的主抓手。与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改革开放1.0版相比，改革开放2.0版的历史使命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在开放中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据匡算，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达到20%，中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6.2%提高至10%。此外，中国将形成传统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贸易均衡发展的贸易结构，争取在电信、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健康医疗、教育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形成竞争新优势，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外部需求萎缩、国际贸易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既需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建设，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也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贸易进程，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人员、软件和硬件等公品供给，在全球经济、和社会文明治理的平台上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中国应全面争夺国际贸易运行规则制定的话语主导权，为服务贸易拓展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进而布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创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提升全球布局的能力建设。

　　以创新为引擎，用现代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开始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展。当前，中国应当注重创新产业形态，腾笼换鸟，发展现代服务业来加强创新能力，以创新能力带动现代服务业跃升。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与区域创新互为促进，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10.4个百分点。区域创新能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4.3个百分点。初步测算表明，1978～2014年，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33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8%左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从2014年的62.8%提高到72.5%至79.6%左右。现代服务业发展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初步估计，“十三五”期间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0.4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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